关于代孕，最近讨论的声音多集中在“违法”问题上，其实，虽然我国没有将其合法化，但现实情况也没有将其完全“违法化”，至少对非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是如此。
代孕问题由来已久，虽然国家不允许，但“黑代孕”产业却长期存在。针对代孕，国家经常打击，但收效甚微。此次郑爽事件，使得代孕现象引起人们的重视，主要系名人效应所致。
1.为何有代孕合法与不合法之论？
之所以不少人说代孕在我国没有违法，是因为我国法律体系中关于代孕的规定，仅见于原卫生部于2001年2月20日颁布的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（卫生部令第14号）。这是一部部令规章，法律位阶比较低，其法律效力一般仅限于医疗行业内管理。该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，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。并在第22条规定，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实施代孕技术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、3万元以下罚款，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《民法典》第1007条则仅规定了“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细胞、人体组织、人体器官、遗体。”禁止器官买卖，但没有禁止器官租借。代孕的实质，就是育龄期女性出借自己的子宫供他人孕育后代之用。从这个角度说，代孕没有违法，因为没有法可违。相关部门对于实施了代孕的普通公民，无法对其实施处罚；对于商业目的组织代孕的个人或者机构，只能以非法经营、非法行医等追究相关人员或者机构的行政或者刑事责任。当然，如果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实施了代孕，属于违法行为，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2.为何管不了普通人也管不住医疗从业者？
从管理部门的角度看，代孕其实是一项专业性比较强的医疗活动，所以，只要管住了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，从理论上就应当能管住代孕行为。
但是，非法行医现象在我国一些地方长期存在，无论是有医师执业资格的，还是没有医师执业资格的，都有非法行医者。非法行医成了社会的毒瘤，它以游击战、巷道战、民居战、乡村战等多样的方式，存在于乡村、居民小区之中。他们专门挑选一些热门的领域，收费低廉，诊疗方便的方式，提供非专业的医疗服务，比如美容、整形，器官捐赠与移植，人流引产、代孕、接生等等。
先行法律对非法行医的打击力度不够，导致违法成本低，加之卫生执法队伍薄弱，非法行医现象往往屡禁不止，屡打不死。
3.“代孕合法化”的声音忽视了谁的权益？
代孕没有得到法律认可，而且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也被禁止为之。如果承认代孕合法，将会面临一系列的风险和问题：
代孕违反人类伦理。代孕使得妇女沦为生育工具，有损代孕妇女的人格尊严，使得“人人平等”成为空话。倘若代孕合法，将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，人体器官可以成为商品和工具，那么器官买卖也将成为可能。代孕对出生的孩子也难言公平，它剥夺了孩子知悉自己生理学父亲、母亲的权利，而且会给其今后的生活带来一定的风险。比如，在婚恋方面，甚至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恋爱结婚生子；身患严重疾病需要骨髓、器官移植等。这些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已不鲜见。
代孕妇女、孩子的合法权利亦缺乏保障。由于代孕是以委托方式进行，委托人只需要提供卵子、精子，甚至有的代孕只提供卵子或者精子，甚至两者都不提供，因而代孕胎儿与委托人血缘关系有限，而且女委托人没有孕育的过程，没有为人之母的“痛苦”和“快乐”。代孕在我国没有得到认可，代孕合同也就不具有法律效力，因而代孕合同没有法律保障，毁约现象时有发生，既可能是在代孕期间毁约，也可能是孩子出生后毁约，还有可能是委托人撤单，甚至还有代孕者在孩子出生后不愿将孩子送交委托人等。
有人说当前代孕出现的问题都是代孕没有合法化的结果，所以呼吁应当将代孕合法化。然而，代孕合法化，只考虑了少数没有生育能力人的生育权，却忽视了代孕儿童的合法权益。除了前面提到的知情权和可能给儿童带来的健康风险之外，代孕儿童的生长环境、学习成长条件也是问题，更别说像郑爽事件涉及的“弃养”问题。代孕合法化，难以克服代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、不平等问题，这与人类社会的进步、人类文明的进步相悖。
4.郑爽事件还有哪些问题值得反思？
针对此次代孕事件引发的讨论，笔者认为应当立法明确禁止代孕。
国家应立法明确禁止代孕，实施代孕的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要受到法律处罚，组织代孕、委托代孕、实施代孕的机构和个人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同时，加大非法行医的打击力度，不仅仅是加大处罚力度，更应当加大执法力度。
郑爽事件所引发的“名人效应”，也需要国家相关部门、媒体思考：当今时代我们应当树立什么样的榜样，不能只考虑娱乐效果、经济效益，更应当考虑价值观的传递。
此外，还应加强包括养老、医保、救济等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，让老有所养，病有所医，孤而不独，无后顾之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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